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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无量山张丙 笔名:张丙 地区: 云南-昆明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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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彝族人,无意中路过地球。
卡佛说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首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
斯蒂芬·金说卡佛
雷蒙德·卡佛的生平及作品
作者:斯蒂芬·金
译者:greentea
转自东西网:http://www.dongxi.net/article/2027
雷蒙德·卡佛无疑是20世纪后半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在Carol Sklenicka无所不包有时读着也有些累的传记里很早就登场了——3、4岁时他被用皮带栓住。“恩,我当然要用皮带栓着他了。”他的妈妈艾拉·卡佛在书的后半部里说——这话听上去并没有什么讽刺意味。
卡佛夫人也许是对的。作为一个住在自己小说里的迷惘的中下层醉鬼,卡佛好像从来也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里。我时常想起来Peter Straub在 “Ghost Story”里的话;“那个人只是开着车,被美国底层女人们上演的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分着神。”
1938年出生在Oregon后不久,卡佛便随家人搬到了Yakima, Wash。1956年卡佛一家又搬到Chester, Calif。一年后,卡佛和一群朋友在墨西哥狂饮。之后,卡佛更加漂泊不定:Paradise, Calif.; Chico, Calif.; Iowa City, Sacramento, Palo Alto, Tel Aviv, San Jose, Santa Cruz, Cupertino, Humboldt County . . .我们只能追溯到1977,一年后,卡佛停止了酗酒。
早年不停地东奔西跑时,他带着孩子还有一直受折磨的妻子玛丽安这个在Sklenicka传记里最不起眼的女主角。玛丽安在卡佛身后,就像老爷车保险杠上栓着的破易拉罐,哪个头脑正常的汽车经销商都不会打她的主意。无怪乎朋友们戏称他为流浪狗。或许是因为他妈妈当初带他去Yakima市中心时还要用皮带栓着他。
尽管卡佛才华横溢,但他也是个无可救药,见什么喝什么的酒鬼。刚喝完上一杯,就开始喝下一杯了。戒酒协会很早就知道,像卡佛这样的酒鬼是地理疗法最佳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拒绝承认如果你把一个神志不清的醉鬼放到加州的飞机上,他可能会在芝加哥下飞机。或者Iowa。或者墨西哥。
一直到1977年中之前,雷蒙德·卡佛一直神志不清。在Iowa作家讲习班上课的时候,他和John Cheever成了酒友。“我和他就是喝酒。”卡佛在1973年秋季学期里这样说道,“我想我俩的打字机,谁的罩子都没取下来过。” Cheever没有车,他们每周两次去喝酒都由卡佛开车。他们喜欢在酒保就要打烊前赶到酒馆。Cheever在日志里写道,卡佛是个“特别好的人”。可他还是特别不负责任的酒鬼,经常赊账,尽管他也知道遇到他这样吃了就走人的顾客只能让服务员自己垫钱。别忘了,他自己就是靠妻子端盘子来养活的。
在早年,是玛丽安·伯克·卡佛挣钱养家,而雷则是喝酒、钓鱼、去学校,写短篇小说,惹得一个代评论家和老师都将他的小说错误地归类为“极简抽象主义”或者 “肮脏现实主义”。有才华的作家通常都有自己的一定之道(正如美国图书馆里“Raymond Carver: Collected Stories”所证明的),但那些能写出既有深度又有神秘感作品的人通常本人是非常无趣的。
玛丽安·伯克遇到了她一生的爱——或者说是她的报应;卡佛看似两者都是——1955年,在Union Gap, Wash的Spudnut Shop里当售货员的玛丽安只有14岁。1957年她和卡佛结婚时只有17岁零两个月,还怀了孕。不到18岁,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在后来的25年里,她一直挣钱供养着雷。她做过鸡尾酒女招待、餐馆侍女,卖过百科全书,也当过老师。结婚最初的几年,她还干了两个星期包装水果的活儿,用挣来的钱为卡佛买了第一台打字机。
她很漂亮;而他却很粗大、有占有欲,有时还很暴力。对卡佛来说,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忠而原谅她的出轨。1975年,玛丽安在一次晚宴上“在酒精作用下挑逗”了谁——这次,卡佛的醉酒达到了顶峰——他用酒瓶底打了她的额头,伤了她耳边的动脉,差点要了她的命。“他需要‘自由的错觉’,” Sklenicka写道,“但却不能容忍她与另一个男人有染。”这是Sklenicka在传记里向这位养活着卡佛并一直爱着她的女人表现出的仅有的几处同情。
尽管Sklenicka表现出对作家卡佛的敬意,也显然理解酒精对他生活的影响,但在谈到卡佛的酗酒以及不知感恩的(且不说有时是危险的)丈夫这一面,她却几乎不置可否。她引用了作家Diane Smith (“Letters From Yellowstone”)的话;“那就是一代坏男人”,就此了之。她引用玛丽安称自己是“文学作品中的灰姑娘,为了卡佛的事业而过着流亡的生活”。写到此处的第一任卡佛夫人不过是个怨妇,而不是卡佛忠诚的保卫者,而她无疑是。雷和玛丽安结婚25年,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卡佛写下了大量作品。而他和诗人苔丝·卡拉格(他生命中另一个重要女人)在一起时,创作量还不到一半。
但是,卡拉格却享受到了卡佛清醒的时光(他在两人相爱一年后便停止了酗酒),而且还有卡佛的财政收入。在离婚时,玛丽安的律师说——这既让我不快,也减少了我在读卡佛小说时的愉悦——没有一个正式的法院裁决,玛丽安·伯克·卡佛离婚后的生活就会像“一袋子打不开任何门的把手”。
玛丽安的回答是,“雷说他每个月都会给我钱,我相信他。”卡佛一直履行着诺言,虽然没少了抱怨。当他1988年去世时,这个提供给他经济支持的女人发现,她未能分享到卡佛畅销小说带来的滚滚财源。卡佛去世时,光存款就有215,000美元;玛丽安拿到了10,000美元。卡佛的母亲得到的就更少,78岁时,她住在Sacramento的公共住房中,靠在一所小学校里当“奶奶级助手”勉强维生。Sklenicka并未说卡佛对母亲和前妻不好,但我却要这样说。
Sklenicka传记里最有价值的是对卡佛写作历史的记述,特别是在他遇到自诩为“小说船长”的编辑戈登·Lish以后。哪位读者不相信Lish对“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里的小说有着不良影响的读者,看完Sklenicka对于两人问题颇多而又恶劣的关系的记述后,就会有不同的想法。那些还不相信的人,可以去读读“Beginners”里的类似小说,现在这些都收入了容易携带,而又早该出版的“Raymond Carver: Collected Stories”。
1972年,Lish修改了卡佛第二篇刊登在Esquire上的小说的标题——他做了大改——从“Are These Actual Miles?”(有趣且有神秘感)改为“What Is It?”(乏味)。当时卡佛很想顺利出版,便接受了这样的改动。玛丽安说他“就像妓女一样向权威卖身”。John Gardner曾经对卡佛说文字编辑是不容商量的。卡佛也许接受了这个观点——很多作家都乐于屈从于编辑——但Lish的改动太大也太过了。卡佛辩解说:“为在主要杂志上出版而作出妥协是值得的。”Lish要下类似重手改动Leonard Gardner(他要写Fat City)未能成功,但却在卡佛这里成功了。这不是个好兆头。
戈登·Lish是一个好编辑吗?毫无疑问是。Curtis Johnson是一位教材编辑,他将Lish介绍给卡佛,并称Lish“对小说的品味绝对可靠”。但正如玛丽安所担心的,至少在雷·卡佛这里——Lish是发现多余培养。在卡佛身上,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许他感觉到了卡佛的主要弱点(“取悦于人”,成功戒酒的人所用的词。)也许他对卡佛的小说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认为卡佛的人物“极其缺乏技巧”,还说“明显的行文拙劣,而卡佛并没有意识到”。但他仍然沾了卡佛成功的光。据说Lish曾宣称卡佛是“他的奴才”,而在“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1976,卡佛的第一本小说集)的封底腰带上,印着的不是卡佛的照片,而是戈登·Lish的名字。
对于卡佛第三本书“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1981)的改动,Sklenicka的描写细致且令人心碎。她写道有三个版本:A,B和C。A版是卡佛交来的稿子。题目是“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B版是Lish最初退给卡佛的稿子。他将小说“Beginners”的题目改为“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并成为该书的新书名。尽管卡佛并不愿意,但还是在1980年签了约(没请代理)。很快,C版——很多读者知道的版本——到了卡佛的桌子上。B和C的差别“让他吃了一惊”。“他要求Lish改回来,” Sklenicka写道,“他没想到Lish会如此乱施刀斧。”卡佛对自己并不自信,他终止了20年的酗酒史后,只有三年是清醒的。对于Lish改动自己的书,他给Lish去了信,既卑躬屈膝(“你是个奇迹,是个天才”)也直接要求改回B版,但都未能成功。据Tess Gallagher说,Lish在电话里拒绝改回以前的版本,而且卡佛就算什么也不懂,他也知道Lish掌握着“出版大权”。
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是 “Raymond Carver: A Writer’s Life”令人心动之处。每个作家也许都会猜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做。我当然会想;在1973年,当我的第一本小说被接受出版时,也是类似的情形:年轻,酗酒,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在晚上写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熬出头。出头之日来了,但在读到Sklenicka传记之前,我想到的都是双日出版公司给“Carrie”的$2,500预付金。现在,我意识到要是碰到戈登·Lish做我的编辑,可能什么都拿不到。
只要稍微看看“Beginners”里的小说,再看看“What We Talk About”,就会发现明显的改变:“Beginners”里有着大段大段翔实的叙述,中间穿插着对话;而 “What We Talk About”里则有着大段的空白,有些小说(比如“After the Denim”)就好像James Patterson小说里的章节。在很多时候,不应让编辑改动自己作品的问题困扰着卡佛的小说。在这个问题上,Sklenicka不愿或者无法代表玛丽安表达自己的愤怒,称Lish对卡佛作品的编辑是“篡夺”。他将自己的文风强加于卡佛,而卡佛的作品被称为“极简抽象主义”其实是Lish的事。“戈登……以为自己全知全能。” Curtis Johnson说道,“这是非常有害的。”
Sklenicka对很多改动进行了分析,但聪明的读者可以去读“Collected Stories”,自己做出判断。两个最令人沮丧的例子是“If It Please You” (“After the Denim” in “What We Talk About”) 和“A Small, Good Thing” (“The Bath” in “What We Talk About”)。
在“If It Please You”中,James 和Edith Packer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他们去当地的宾戈游戏场,却发现以前常去的地方被一对年轻的嬉皮情侣占据了。更糟糕的是,James发现那个年轻人在作弊(他本人没赢钱,是他女朋友赢了钱)。当天晚上,Edith悄悄告诉丈夫她“身上有污迹”。后来回家时,Edith告诉丈夫血流得更多了,必须第二天去看大夫。躺在床上,James祈祷起来(这是他和作者卡佛在每天的戒酒者见面会上学到的生存技能),一开始他很犹豫,然后便“开始大声且真诚地祈祷起来……他为Edith祈祷,希望她能平安无事。”但是祈祷并没有使他轻松,直到他把那对嬉皮情侣也加入到自己的冥想中,之前的痛苦才被丢在了一边。小说在一线希望中结束:“‘如果这能够让你愉快,’他在为所有人(包括生者和死者)重新祈祷时说道。”在被Lish修改过的版本里,没有了祈祷一节也就没有了顿悟——有的只是焦急而愤怒的丈夫在游戏后告诉被惹恼的嬉皮们在“牛仔裤之后”还可以追求什么。这是完全的改写,是一种欺骗。
而“The Bath” (Lish编辑版)和 “A Small, Good Thing”(卡佛原创版)之间的区别更加不可接受。儿子生日时,Scotty的母亲订了一个最后谁也没有吃到的蛋糕。Scotty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撞了车,陷入昏迷之中。在两个版本中,面包师都在孩子躺在医院里快要死去时,给孩子父母打了催债电话。Lish的面包师是个邪恶的角色,象征着死亡的不可避免。我们听到他最后还在电话里催讨蛋糕钱。而在卡佛的版本里,这对夫妻——他们是真实的人物而不只是影子——去了面包师那里,而面包师在了解情况后,为自己无意的冷漠道了歉。他给丧子的父母端上了咖啡和热面包圈。三人在一起吃东西谈话,直到第二天早上。“在这种时候,吃东西是一件很小但是很美好的事。”面包师说道。这一版本里有了一种令人欣慰的平衡感,是被Lish删节后的小说所缺乏的,而这正是更加重要的:卡佛版本里有情。
“Lish能够……把雪堆弄成雪人”,Sklenicka这样评价Lish版卡佛小说,而这并不是比喻。她在谈到Lish改动“They’re Not Your Husband” (in “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中的一段时,指出Lish的改动“使得两个人物都更加卑鄙、粗俗,并且被削弱了。”卡佛自己则说得最好。“The Fling”的主人公最后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没有爱也没有安慰可以送给自己的父亲。他对自己说:“我只有一张平整的脸,内心一无所有,唯有空虚。”这就是Lish将卡佛小说改动后呈现给世界的问题所在,也同时使得Sklenicka的传记以及“Collected Stories”受到欢迎并成为还原真实的必需。
最后一天
好吧,这是2011年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时刻。召集员工去涮羊肉回来,我已经喝得晕晕乎乎。据某个大仙的预言、据玛雅文明的记载、据天文学家的观测、据某好莱坞大片的描绘,当时钟跨过00:00,我们将迈入世界末日,——呃,至少是地球的末日,人类的末日。
我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尚在我胃囊中蠕动的羊的肉块,它们已失去它们的血,它们的灵,它们已失去了全部的意识。那只我从未谋面的羊,必然有着温柔眼神的羊,以它的血肉喂养着我的皮囊,以它的灵哺育着我的莫须有的灵。羊有何罪?要任人宰割!而我在吃了它的肉、喝了它的血之后,还在这里作这天问式的质问,这质问是多么的矫情,多么的冷血,多么的伪善,这个话题,多说无益。
还让我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在我血液中撒欢奔跑的酒精,作为种子的私生子,作为粮食的副产品,它们牺牲了全部的遗传密码,就为供我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供我飘飘然远离尘烟,供我胡言乱语丑态百出。这一切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荒唐无聊。这个化学过程,目的何在?意义又何在?而我在迷醉之时,口吐狂言,前言不搭后语,又有何用?这个依然伪善的话题,多说无益。
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年,我跨越了我人生中的分水岭。生命之河拐一道湾又拐一道湾,激起一片片浪花,又卷入一圈圈漩涡,起起伏伏悠悠荡荡,向前,持续向前,朝着那乌有之乡奔涌而去。而这一切目的何在?意义何在?这虚无的话题,多说无益。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此时此刻,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让该消亡的都消亡吧,让那些在欢乐中发霉的人们迅速死亡,好让应该成长的孩子们能够成长,这一天将会到来,他们将用我的诗作为孩子的名字。让该来的都来吧,我已无所畏惧。
飞来横祸
昨天下午走在路上,被一辆逆行过来的电动车给撞倒了。骑车的小伙子没有逃逸,赶过来把我扶了起来,连连道歉不已。我这是第一次被车撞,缺乏被撞的经验,当时只觉的右手腕处有点麻,腿有点发飘,感觉也没什么大碍,就拍拍身上的灰,挥挥手让他走了。
过了半个多钟头,手腕开始隐隐作痛,想着只是点轻微的扭伤,也没放在心上。我走进建新园,要了碗米线,才发现事情确实有点不大妙,我的右手已经无法操控筷子了,只好换成左手来吃。好在我小时候突发奇想练过一段时间的左手写字,时隔多年,童子功还没完全荒废,勉强还能指挥两根筷子完成任务,也终于体会到了一点那些鬼佬驾驭筷子时的乐趣了。别别扭扭地把米线吃完。走出建新园,感觉膝盖处有点粘粘糊糊的,挽起裤腿看看,原来是擦破了点皮,呃,见红了。不过没关系,我家里有各种急救药品,这点皮外伤能奈我何。
回家处理了腿上的伤口,在手腕伤处抹了点藏红花油,又贴了张狗皮膏药,我开始用左手操纵电脑,在网上观赏最近正在进行的韩国职业星际SPL联赛。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右手腕越来越疼。后来疼得有点顶不住了,赶紧关机上床,用左手翻开一本新近购入的《百年孤独》,看了起来。
原来,对于手腕挫伤,《百年孤独》是没有任何疗效的。真正考验我的时刻到了,我的右手腕伤痛开始疯狂发作,疼痛排着长队,源源不断地往我的骨髓里钻,往我的脑子里钻,疼得我手臂发麻,冷汗直冒,疼得我甚至恶心反胃想要呕吐。我想是不是室温太低刺激到伤口了,把手腕凑近电油汀烤了一阵,没用,还是疼,烤到冒烟烤到七分熟还是疼。热的不行,那是不是需要冷敷?去冰箱里翻腾了一阵,没弄到半点冰块,只好跑到卫生间拧开水龙头用冷水冲,冲了半天,冻得我浑身发抖,还是疼,还是不见半点疗效。
我回到床上,在灯下仔细打量我的手腕,经过冰与火的双重洗礼,我的手腕又红又肿,加点酱油撒点葱花应该就快卤制成功了吧。但是,疼啊,还是疼啊。这么点轻微的挫伤就把我疼成这样,太尿了吧,我关掉灯,准备睡觉。
在黑暗中,疼痛从手腕处层层堆积,一直堆到了胸口,感觉连胸口都肿起来了。我把右手放在胸口,放在小腹,放在身侧,放在头顶,都是疼,不管放在什么地方,疼痛紧追不舍,看来,疼痛与手腕摆放位置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又用左手打开灯,用左手打开《百年孤独》,闭上右眼用左眼开始阅读,想要转移注意力减轻痛苦。但是,没用,还是疼啊还是疼。我又看了看伤处,皮肉肿胀,已经把狗皮膏药都拉扯变形了。干脆把它撕了下来,扔入了垃圾桶。
我的右手腕,估计是电动车在把我撞到的一瞬间,条件反射之下杵到地上了,不是扭伤就是挫伤。那个骑车的小伙子,估计是没有驾照的,而且,我敢肯定,他那辆脏巴拉式的电动车也是没上牌照的。当时在肇事现场的不远处就有交警,如果我喊了交警,那他不仅要吃罚款,连那辆车也要被没收掉。妈的,疼啊,妈的,我为什么不喊交警呢?
诅咒对于我的手腕伤痛也没有半点疗效,而且我根本睡不了,刚刚迷糊过去,剧烈的疼痛又把我敲醒了。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一整夜,早上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起来,咦,手腕没那么疼了!估计是疼到麻痹了吧?
去昆华医院照了核辐射,不是,X光辐射。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碍,最多也就是骨头有轻微裂口,要我观察一周再去复查。好吧,不用截肢,不用住院,喷了点云南白药,我回家了,疼,就让它疼吧。
我身上的诸多器官,平时悄无声息,我也没意识到它们有多重要,直到出了问题,才发现少了哪个都是那么的难受。一整天,我做什么事都只能用左手。今天,我已经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左撇子了,感觉整个世界都那么别扭,放眼望去,似乎世界也只剩下了左边,右边的世界已经静止不动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家霍金教授只有一个手指头能动,不也为人类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嘛。至少,我的左手安然无恙,我的五个指头还能运转自如,虽然一只手刷牙很费力,虽然一只是手很难穿衣服,虽然一只手很难拉起裤子拉链。事已至此,最近几天,我的吃喝拉撒也只能全靠它了。
晚上,在小区外称了点橙子,我还是用左手就把一只橙子分作了四瓣。橙肉吞落入腹,嗯,不错,甜。而且,在吃完橙子后,我还用二指禅打下了这段文字呢。
辛苦你了,左手,你要挺住啊!
平壤相信眼泪
小时候听父母说起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全民哀哭的情景,觉得太过不可思议。据说当时乡公所的追悼会上,对着一口空无一物的黑漆棺木,一众乡邻呼天抢地大放悲声,上至白发婆娑的老者,下至童蒙未启的稚子,莫不痛哭流涕悲痛欲绝。当时,我母亲不过是个半大孩子,却也感受到了天地将要崩塌世界将要沉沦的莫大哀痛。红太阳已然陨落,世界将要堕入无间地狱,我们该何去何从?这个磐石般的问题压在了少年母亲的心里,让她泪如雨下不能自己。
其实,我也曾为政治人物的死亡掉过眼泪。那是很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逝世,我们被集中到学校礼堂里去开追悼会,学校的老领导给大家念长篇悼词,念着念着声音开始哽咽,转而失声痛哭。在他的带动之下,台上的老师们相继落泪,有泪流满面者,有无声饮泣者,也有涕泪横流者,我们美丽的班主任老师哭得尤其伤心,眼眶发红面容扭曲,大把大把的眼泪涌泻而出。看到向来庄严肃穆的班主任老师哭得那么伤心,班上的女生们率先哭将起来,紧接男生们也加入了嚎哭的行列,连平时玩世不恭调皮捣蛋的那几个男生也哭得情真意切眼泪长流。虽然年幼的我对邓.小.平爷爷的丰功伟绩一无所知,但在这种犹如气功大师发功施法般的场面里,在一种强大的气场的笼罩之中,在万种一心的悲痛情绪的推动之下,我也不由自主地痛哭起来。在持续近一个小时的放声痛哭里,我的心灵仿佛受到了洗涤,我的灵魂仿佛得到了升华。追悼会散场,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学好英语,我一定能学好英语!
所以,朝鲜民众在惊闻金.正.日死讯之时的伤痛,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我敢肯定,这种痛彻心扉的哀恸是真实的,也是朴素的,是切切实实发自内心的。眼泪是没有阶级属性的,眼泪只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不管这眼泪是来自一个自由民,还是来自一个奴隶;不管这眼泪是为美的诞生而滴落,还是为恶的毁灭而流淌。
我又想到很多年前,村里的一个不识汉语的老奶奶忽然听闻毛.泽.东早已去世,大惊失色地问到:天呐!那现在谁在当毛.主.席啊?我说:现在是JZM当主席啊,奶奶!她说:哦,是JZM在当毛.主.席啊!还好还好,有人当毛.主.席就好!在她心目中,毛.主.席是类似于山神之类的事物吧?只要那个众神之王的职位还有其他神灵把持,她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有谁来把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冷
下链子了!同事指着挡风玻璃上的那些细若粉尘的水迹说。
下链子?我说。
是啊,冷死了!都下链子了!他说着打开了雨刮器。
我反应过来了,他说的应该是“下凌子”,也就是下霜。不过,我们老家那边的汉人也没有下凌子这种说法,他们说的是:下白霜。
霜是多么奇妙的一种事物啊,似雾非雾,似雨非雨,既不是冰,更不是雪,也不是汽。但是,冷,看似私密柔软,却尖锐而坚定,而且,疼。昆明,也开始下霜了呢。
我想起前些天在街上碰到的那几个问路的人,一群从山西来云南结伴旅行的老人,其中一个老太太不停地向我报怨着:怎么这么冷啊?不是说四季如春吗?这么冷,和北方一样啊!
抱歉,昆明这两天确实太冷太冷。抱歉,这砭人肌骨的冷不是我造成的。抱歉,我也无能为力。而且,我也很冷很冷呢,鼻涕横流,喷嚏不断,看样子就要感冒了。
又想到那天在路上看见的那个流浪汉,三十岁左右年纪,瘦高个,牛仔裤,T恤衫,脑后结了条小辫子,推着辆木板拼凑而成的小车从天桥下的人流中走过,车上挂着两个塑料桶,桶里满装着一片片零碎的青菜叶子——应该是从菜市场捡来的吧。
当时我还想,像他这样四海为家,无拘无束,其实也蛮不错的。但是,现在我却不这么想了。
下凌子了,他今夜又会睡在哪里呢?他该如何渡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呢?
——朋友来访,一喝就四五个钟头,而这个网页一直挂在这里,而现在我已经喝得晕晕乎乎了,而我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了,就这样吧,是的,我醉了,就这样,醉了,晚安,朋友!